老北京的典当业（一）

旧京时的老人们一提起典当行来，当时又普遍称为“当铺”，是又气又恨，因为典当行的起家就是以压榨穷人为主的，这个行当一度十分繁荣，在全国各地都有，可谓是红极一时。解放后，典当行逐渐消失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陈旧的东西再次死灰复燃，因此我们现在也可以看见不少新式的典当行。那么旧时的典当行又都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听高叔平老的讲述吧。

解放前，中国各行各业，号称三百六十行，当然这是概括的说法。这其中有四个行业是比较密切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即钱、粮、金、当。钱是钱庄，粮是粮栈，金是金店（原来叫金楼）。金店所经营的金银，是一种准货币，有时行使货币的职能。至于当铺为什么也跻身于四大行业之中呢？因为它资本雄厚，利率有定额，当期有规定，保管负责，信用可靠，是个受到当时政府监督的限制行业。它一面向政府按期纳税，一面又是高利贷的吸血者，因而是个招致怨怼的行业。

典当业，主要经营抵押放款，可以说属于金融行业。早先称为“质肆”、“解库”，后来通称为当铺。它的创始年代已无从稽考，约在唐、宋年间或更早些时候就有类似的行业及名称。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当铺，可见当铺历史之久。

据老辈人的说法，开始是由寺庙里的僧人经营，后来才由商人办理。当铺老式门前有木制栅栏，这纯属自卫，并非如传统所说当铺是由牢狱犯人开设的。听说在清初及其中叶，北京城内当铺竟有三百家之多。

记得50年代，在故宫文华殿有一次展览，展品中有清代嘉庆朝查抄和珅的档案，记载他一人就经营了七十多家当铺，可见当时这个行业之盛。但这一行业的兴隆，并不标志着经济繁荣，更多地倒是反映了经济衰微前回光返照的假象。

那时北京城内的经济，就像《红楼梦》中贾元春省亲以后的贾府一样，“内囊儿渐渐地空上来了”。但是，越是城市人民大众感到生计日艰的时候，越是不能不忍受当铺的压榨。

当铺，就是这样进行高利贷剥削。被剥削者每到告贷无门的窘境，就不得不把衣被等物送进当铺以解腹中饥了。典当业者不管是收月息二分五厘还是月息三分，比起一般商业的利润还是低的，这叫做“明利难取”。因为商业的零售毛利，在正常情况下起码要赚取百分之十以上，而周转期又可以自主选择，不受人为限制。而当铺是一种限制行业，经营方式过于死板，总括说就是“明利难取”。

解放后，这个行业已经消灭了。然而，在旧中国它却东摇西晃地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仅仅这一点，也构成了它的神秘性。说它神秘是多方面的：牢狱式的大门，一人多高的柜台，长声慢气的营业员，符箓般的当票，还有昆曲韵白式的报帐，快书连珠调式的叫号。一接触到这里的人，使你有天外来客、古墓幽灵之感。

其实这些还都是表面现象，而其真正原因，却来自于这一行当的诸种限制性：利息大小是规定的，期限长短是是规定的，币制本位是规定的；而抵押物品是代为保管的“客货”，对之要负保管责任，不容许霉污损毁及改变性能。在从业者开始学徒时，就要灌输这些基本知识，所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极少半途跳行的。外行人进不来，内行人出不去，形成一直自然隔离的局面。

当铺既是个有钱有物又为人怨恨的行业，因而在从前那混乱的年月里发生过抢当铺的事情。在北京，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进城时，1912年壬子北洋三镇兵变时，所有北京当铺都被哄抢一空。

当铺这个行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剥掉它那神秘的外衣，很难看得清楚。下面试把这个行业作一番解剖。

北京典当业的沿革

明代中期，北京典当业的经营者多为徽州商人。到明末清初，北京一带，包括直隶省以及奉天的当铺，几乎全部为山西人所经营。但到清代中期，统治者一方面提出“官不与民争利”，禁止官员经商，但又设立由内务府主管的官当铺。这样，和官家（特别是内务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珠宝、估农、旧货等行业的商人，逐步建立起北京帮的当铺。到十九世纪末，北京当铺约有二百余家，其中较殷实的总管（即总经理）号称常、刘、高、董、孟五号。这五号有的经营二三十家，有的经营一二十家，经营资本多来源于清廷内务府官员和宫中太监，原来清代中叶统治者有一条规定，不许官员直接经商，叫做“官不与民争利”。所以当时大小官员（内监也是“官”）都不敢公开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只能暗中以财东名义出资觅人经营谋取红利或放款谋取利息。

在这种情况下，外官较易放开手脚，而京官特别像内务府官员以及内监等这般“万岁爷”脚底下的官儿们，由于条件特殊，顾虑就多了。但也正由于条件特殊，“特邀天眷”的机缘亦复不少。那时谁能受到这一特殊阶层信任而得到他们做财东的人，便可大发其财。

在庚子洗劫后，北京当铺经过整顿又恢复到二百多家，其中还有山西商人所经营的山西屋子。及至于壬子兵变，刚刚恢复起来的业务又遭到致命打击。经过两次洗劫后，整个行业（包括常、刘、高、董、孟五号）全部破产。继而兴起的是刘、娄、高、王四号。

新兴的刘、高并非原来的刘、高。民国初年，新兴四号都经营十家以上，并把山西屋子挤出了北京。那时北京帮把持了当业商会（后改称当业同业公会），利用官方势力，订出一些措施，限制异己。比如，限定非有原来铺底（即原来开过当铺的房屋）并取得同行业三家铺保者不准开业。

在壬子事变时，当铺架货虽被抢空，但房产仍归当铺总管所有。壬子以后房产落价，又因旧房东大都是清代官吏，多已失业，且又不事生产，为生活所迫，纷纷出卖房产。新发家的当铺总管们，便趁机抢购当铺房产，宁可买来闲置，也不租给别人，也有一部分当铺房产，由当时当业商会所办的保火险组织——思豫堂购买。

因此，直至1930年左右，北京当铺一直控制在72家之数。这72家当铺所拥有的财产，就其放款余额（叫做架本）来说，每户最多可达二十万元，少的三五万元。比较来看，清末虽号称二百多家，但每户最多三五万银两，少的还不足一万银两。所以说，从1912年到1930年近二十年间，是北京典当业鼎盛时期。当铺利率月息三分，即百分之三，赎取时不加复利，当期期限为二十四个月；1929年改为月息二分五厘，即百分之二点五，赎取时不加复利，当期期限为18个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关内外货物运输不通，所有估衣皮货行情跌落。满期当货出售价不抵原当本，行内术语叫“卖扣头”，大部分出售价不计利息亏损原本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同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各业不振，当铺采取压缩当价、紧缩业务等方法来维持。这样，苟延残喘地维持到1937年七七事变，却无一家倒闭。七七事变后，在日寇统治下的当业已日暮途穷。约在40年代初，一个叫谷内佳作的日本人，以受日本特务机关嘱托名义，联合京、津、唐三市典当业同业公会，提出要求和“满洲国”的日本大兴公司（日本质屋）合流。名为“合流”，实际就是要吃掉。这些保守的当商们性命攸关，当然不干。几经交涉，最后北京、天津两市全体当业联名作出“宁甘倒闭，决不合流”的决定，利用当时日本侵略军忙于“大东亚圣战”不遑他顾之机，顶了回去。唐山方面不知如何解决。

京、津两地日本人放弃合流念头，但以后由日本宪兵队批准日本人、高丽人开设质屋（日本当铺）。这种质屋利息高期限短，大部分月息一成（即十分之一），当期三个月。另一种叫“金融业”（即小押当），月息一成，当期一个月。还有一种卖白面儿（毒品海洛英）的也经营押当票。

后来，在物价高涨下，北京当铺陆续倒闭。当铺倒闭后，一般店伙，大部分经营收买店、委托商行；有的在原当铺开一旁门，一方面给总管看守空房，一方面另报经营收买店，借以维持生计（我就是其中一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军队进了北京城，当铺总管们好梦初回，以为这回“国军”来了，可以各安其业。部分总管集聚资本复活当业，有些外行人也乘机往里挤，或参加投资，或寻觅内行人组织开业。孰料这次跌得更重，摔得更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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