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典当业（九）

（接上文）

徒工入铺例学当字，各有《当字本》一册。《当字本》有数十页。因为当票一张要满足一笔交易需要，属于单件或三五件者自属容易，遇到大宗衣物等数十件，要一件不漏地书写在一张当票上（一般还不许分成两行或多行）就需要相当功力。按照规定，顾客要求一笔的，不能自作主张分开。而其中不仅衣服、首饰因各类不同必须分层书写，同是衣物，皮衣和棉单衣、衣服和被褥也要分层书写。这样，就增加了书写层次，要求开票先生聚精会神地开出这张票子来。

附带说一下，开当票、记账等所用的毛笔，北京当业也是特备的。这种笔由一名叫崔文魁的制笔工人专门制作供应各家使用。崔文魁本人早已去世，解放后他的后代已停止制笔业务。崔文魁所制的粗杆狼毫毛笔，习称帐笔，俗叫“帐刷子”。特别是杆粗笔硬，极耐磨损。

当铺的从业人员

典当行业由于业务性质特殊，与其他行业隔离，故带有封闭性；而从业人员也养成了一种专业性。前面讲过，当业人员很少半途跳行，因为学来的一套业务知识不适用于其他行业；同样，其他行业人员也闯不进当行来，因此在这个行业里，多数是父子相承，或亲故相接。

我从业半生，也略窥知一些这个封闭体的内幕。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世家，进当铺学徒是托本家亲戚引荐的。进当铺那天，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家当铺是新开业的，按照传统规定，先进号为师兄，后进为师弟。事前我的荐举人得知哪天开伙进人（行内叫“进将”），通知我的日子实际比开伙日期推迟了一天，另两人抢先一天进号，当了师兄。我是后进号，做了小师弟。

开业的第一天，我们三人被分派做招待贺客沏茶灌水等琐事。大师兄派在东客房，因为东客房是股东、总管陪客的地方，较为高级；二师兄被派在柜房，接待同业和有关商业的经理人等；我被派到很少有人涉足的西客房，很是冷落。在业务学习方面，因为我是最小的师弟，虽然在当业里没有服待人的义务，但每晚业务终了后要研墨、贯牌子，抽不出多少时间认当字、学算盘。另两位开始就享到师兄的权利，可以从容地学，显得比我走得快。

但是，人们有个怪脾气，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越看得平凡；而越是难以得到的越看得宝贵。生活处境促使我对业务用心钻研。那时在学习精力上并没有人教导讲解，只靠自己随时随地留心一星半点地偷学。我就是在包卷当物时候，用心记识钻研商品。有时在掌柜的、当家的互相评比谈论时，留心听一些品种、货名及价格等。这些随时随地拾来的知识，日积月累也不少。

知识这玩艺儿就是这样，在你对它毫无认识的时候，谈不到有什么感情。甚至觉得索然无味；当你逐步熟悉了它，好像交上朋友，反而有些丢不开、放不下了。遇到稀见之物，就想知其究竞，随处请教；见到不懂的，更是觉得少了些什么，便想方设法探寻底蕴。随着年龄地位逐年增长，加以不断向前辈求教，得到不少教益。尤其是在进了首饰房、担任正账后，接近了珠宝、钟表、杂项等有关行业的封售人，辨识品种，商讨价格，更使业务学习上有了较大的收获。

我学徒半年，就先我师兄得到轮流管钱出纳的职务；在管钱的业务中，学会一些算账、记账的技能。一年零二个月，被派进首饰房。到三年时因正账“出缺”，我又被派管正账。这正账的职务是单位会计负责人，是总账先生，是一个要职。我任事十年左右，就吃上人力股，当了负责人了。

记得我初进首饰房时，常被派出去跑钱市、东交民巷等处，接触到行业外的人物很多，从而活跃了思想。比如，跑钱市常和银钱业人（当时被称为钱鬼子）来往，对金融业的情况和弊端有所了解，这对以放款为业的当铺颇有关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铺这个行业走了下坡路，终至一蹶不振。我这个曾经经历过当业末期繁荣(1912年至1930年)的从业者，终于成了当业的送葬人。

老总管的三代兴衰

旧时代流传一句谚语：“买卖钱六十年，庄稼钱万万年。”这句话反映了都市商业经济基础不牢固，很容易遭到动荡而破产，实际上“买卖钱”是不大容易维持到六十年的。作为隶属于商业经济的当业，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本文开头曾提到典当业较大的常、刘、高、董、孟五姓，他们在庚子(1900年)以前曾经是北京典当业的佼佼者，经过庚子、壬子（1912年)两次洗劫，全都破产。到30年代，距离他们兴旺时不过四十年，后世即已衰落不堪。

最惨的一家，一名嫡亲后代刚到中年，竟因冻饿死在天津三不管的鸡毛店里，还说什么六十年呢！至于后起的刘、娄、高、王，从1912年到1947年北京当业全部歇业，也不过三十多年光景，最后也是蛋打鸡飞，烟消云散。从我们老总管一家的三代兴衰，也可看到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过程。

老总管本是银钱业中人，中年时期还是当时“四大恒”（即恒源、恒兴等四家银号。因这四家银号发行的银票信用可靠，负有盛名)中的一名伙计。

庚子以后，北京经济濒于崩溃，老总管由于在银钱业中手腕灵活，交际面广，得到一些新浮起来的或旧有财东们的信任，领东开起当铺来。最初借了“四大恒”的名声，开了东、西、南、北四个带有“恒”字的当铺。为了不放弃旧业，还在两家当铺内设立“金柜”，经营银钱业务。

当铺本身就是金融放款，设立金柜，又可兼营信用存款及放款，发行银票（纸币）等。它储存有部分准备金（票存)，又有当柜的当物作后盾。既可多一套流动资本，赢得存款户的信任，又充实了当柜的周转，一举数得。当时市面流传这两家当铺是“四大恒”的继续，老总管也乐得与附骥尾，不加否认。后来这金柜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纸币时才告结束。

壬子年，北京当铺多数被抢，当铺世家归于澌灭。这次洗劫不同于“庚子”，没有侵略者“放火”，只是一部分人趁机打劫，旋即遭到镇压，所以不可能抢得那样干净。况且损失的都是动产，而不动产却丝毫无损。动产是财东的，不动产却是总管的。这一回，老总管损失有限，壬子以后，重整旧业。

到了20年代初，壮年有为的总管接了班，在他们父子惨淡经营下，竟拥有北京九家、天津四家共十三家当铺。当铺东家（即出资者)大都对业务不太了解。虽然这时东家成分已同前清有所不同，但财主遗老居多，新兴人物亦复不少，同样没有当业经验。大多数东家资本是总管父子手中的筹码，谈笑指顾间，这筹码便一根一根地从别人手里转到他们的手中。我们总管少秉“家教”擅长经营，不仅坑东，而且蔑伙；在经营计算上，堪称滴水不漏。年终决算、利润分红，在我们这号里堂皇规定，按东伙十五股（即东十、伙五）分配。表面上比别号东七伙三要“厚道”，但实际却大为不然。

从“东”来说，联号十三家，平均每家“架本”（即放款总余额）上到10万元以上，有的还高达40万元。而投资呢，高的资本(“成本”)5万元，低的仅一二万元。这些资本每月要由企业付六厘利息，叫做“官利”。其余不足之数都由所谓“借款”解决。这些“借款”来源，只有总管私人账房(“公事房”)知道，名义都开“××堂”，每月由企业按八厘付息，叫做“外利”。这样，官利、外利，每月不管业务赔赚，“旱涝保收”地先从企业挖走利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那时放款利息收入规定为二分五厘）。

对“伙”呢，从前面关于工资待遇部分里可以看到，他们父子二人算做两位总管，每月工资48元，外加车费8元。年终分配人力股三股（约占百分之五十），零钱四股（约占百分之二十八)。此外一切零钱，如包袱皮、下脚子以及售包衣纸盈利都各占一份，涓滴归“腰”。这样，左手抓东，右手抓伙，头枕京津两市，脚踩十三家，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

有人给他们算过一笔账，每一小时，他家要进款20元。这样，每年要收入近20万元。在本世纪初至20年代，黄金才二、三十元一两，白面两元钱四十四厅一袋。当业本身是高利贷者，可他们是从高利贷口中掏取高利的超高利贷者。每届年终分红后，不问企业需要与否，就给塞入借款，利息是八厘到一分。

钱，不能闲着；千方百计地利滚利，就是他们的原则。所属各家企业，都不许在银钱业开户。他们家里设置私人账房，名曰“公事房”，各家都在公事房立户往来，存款无息，欠款按一分折息，每月计息，利滚利。他们还善于转嫁亏损，变不利为有利。1925年，天津一家联号失火，因系楼房无法隔离，一烧到底，全部毁掉。天津没有同业保险，为了赔偿当户以及复业重建，让北京各联号每家借款一至二万元，负担利息，支援被灾户。

这家当辅复业后，仅投入资本二万元。以后架本上到24万元，连同建筑、开办费全是借款；而借款照例是要八厘到一分利息的。新资本和旧赔偿款双重带息借款，北京联号平白为这家亏损借款负担利息二年多。这家当铺复业后，依然是两位总管、一位代管，工资待遇比其他各家丝毫不少，而自当家的以下从业人员，却要背着个弥补亏损的无形债务，各项待遇都低于联号其他各家。

总管的家业是逐步发展的。他家住在东城，有两套四合院，里外三层。家有戏楼、花厅、自备暖气。遇有喜庆宴会，不用外租饭庄，自家宅内能演堂会戏。20年代初，又在天津“法租界”花园路置了一所西式洋房。他家日常生活，老总管在世时，伙食还保持了当铺风格，老总管死后，各房就用电话给东兴楼、福寿堂等饭庄要菜，厨房的菜等同虚设。穿戴方面，冬天是貂皮海龙，妇女首饰是珠宝翠钻。

20年代，总管40正寿，堂会戏是马连良、王幼卿的《苏武牧羊》；老总管70正寿演的是梅兰芳的《凤还巢》、程砚秋的《玉堂春》，来宾外送贯大元的《战长沙》。梅、马的两出戏都是新排好戏未上演的。据我所知，梅的戏价1320元，马的戏价800元，程的戏价600元。

老总管死在天津，由天津大事全殡仪馆移灵至北京贤良寺，花费银元两万多。在贤良寺停灵21天，每天僧、道、番三棚经，太平杠常摆，满筵二十多桌。出殡时沿途设路祭棚五座，松活四份，“五半堂”执事，仪仗后护，“一撮毛”（旧时出殡在棺前掷撒纸钱，有专门干这种事的人。“一撮毛”是其中最“出色”的。“一撮毛”，姓名不详，因其腮边有黑毛痣，故得外号“一撮毛”）撒纸钱，过朝阳门时，每名打执事人（仪仗队）加给钱票两角，以示阔气。

老总管是“创业”者，对别人是掏干榨净，对自已也是省一个是一个，这形成了他生存的本能。传到总管手里，住了洋房，还要“纳宠”；烟枪在手，钻石在囊。老总管死后，格于行规惯例，各家要给留五年“厚成”，一切待遇，有如生前。等到五年期满，少总管又“出息”起来了。这位未及弱冠的翩翩少年，当然地一屉顶一屉袭了缺，两代做总管。但时移势迁，以后的遭遇，和同行兄弟一样倒了下来。不过我们总管还没有遭到像常、刘、高、董、孟那样的惨境。

这倒是应了那句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可见就连压榨都是一级压一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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