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藏珍·云欣赏 - 庚子之变：“抢当铺”题材版画中的民众觉醒（上）

年画作为一种传播性质极广泛，拥有众多消费群体的一种图像形式，也是最能反映时代审美和意识的。杨柳青年画作为北方年画的优秀代表，它所展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非常值得玩味的。19世纪末，随着国家民族的危机加深，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天津的殖民地属性越来越强，传统的才子佳人，平安富贵等年画题材显然不能满足人民的心理需求，也难迎合市场。于是，一些反映“时事”题材的年画应运而生，例如，表现民众反帝反封反侵略的《火烧望海楼》和《刘提督克复水战得胜全国》以及由戴廉增印行的《北京城百姓抢当铺》等，不仅体现了杨柳青年画对于时事的表现力，同时将一种有确定意识的表述方式运用到年画题材的创作中。

清华艺博馆藏《抢当铺》版画内容考辨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艺术作品常常是记录历史、揭示社会现实、表达人们心声的重要载体，清华艺博藏杨柳青年画《抢当铺》生动记录了北京城发生的一次贫民暴乱事件，以艺术的方式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当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既是普通百姓的经济支持，也是贫民压迫的象征；当铺的存在，揭示了社会的不公与贫富差距，而贫民抢当铺事件，则是民众对这种不公不平的直接反抗。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两次规模比较大的抢当铺的事件，一次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失败，时年7月8日，清军与八国联军战于天津八里台，聂士成阵亡；7月13日，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次日占领天津。8月4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5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8月16日，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抢劫三日；8月19日，俄军抢先占领颐和园，将其中的珠宝窃掳殆尽；8月20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已诏”向列强致歉。一连串的燹火劫难，封建朝廷的无能懦弱，让本来就贫苦的普通百姓更加潦倒窘迫，失业、饥饿、病痛、匪乱，让城市的贫民集结起来，抢劫了彼时象征丰裕的当铺。抢劫最初是前门天桥一带居住的贫民，从珠市口开始，联动了东、西城的贫苦大众。另一次是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先后在北京、天津、保定三处制造兵变，在农历正月十二的晚上将驻守在东岳庙的官兵调回，进入朝阳门放火打劫。彼时住在朝阳门外的贫民百姓自发地聚集起来，先由神路街的当铺开始，后又扩大到东四、东单、前门、珠市口一带。

图1：年画《北京百姓抢当铺》

63cm×109cm 天津杨柳青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抢当铺》年画（图1）取材的事件与庚子年抢当铺的诸多情节很接近。这些参与抢劫的人群来自各个阶层，包括手工艺者、车夫、马夫等劳苦大众，他们是社会底层人群，长期以来遭受着封建剥削和压迫，人们穿着的服装多是单衣小褂，还有不少袒胸露背者，与第一次抢当铺（1900年8月）的时间线索吻合，图中扔在地上的钱褡裢上面巧妙地印有“ 壬寅年制” （1902年）字样，证明了此年画刊刻的时间应为1902年后，与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描写北京老百姓第一次抢当铺的情形和时间接近。[1]

庚子之变前后的当铺

在封建社会中，当铺作为一种典当行业，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为贫困人群提供了一种获取紧急资金和生活必需品的途径。当铺接受个人或家庭的财产典当，提供短期的借款，并以抵押品作为担保。这对于贫民来说，是一种应急解困的方式，能够帮助他们渡过经济困难时期。然而，当铺在实际运营中也经常利用贫民的困境进行剥削，使其陷入更深的贫困。当铺通常采取高利贷的方式，收取高昂的利息和服务费，使贫民借款变得十分昂贵。这种高利贷的行为加重了贫困人群的经济负担，使他们更加困顿。晚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的崩坏和资源的匮乏，清朝政权的腐败无能使贫困人群陷入更加的困境。贫民抢当铺就是对这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

《抢当铺》展示了一个混乱的场景，建筑展现的是旧时标准的当铺格局，在冯剑所撰写的《近代天津典当研究》一书中对于当铺的描述有：“在建筑方面，按当时的旧制，所有城区老当商，均是自建高大坚固的铺房，铁门铁窗。库房、首饰房内部均有护墙板……当铺的外部设备有牌匾、招幌、高墙，以巡视防盗，门前有栅栏……”[2] 这与年画中的场景十分贴合，画面正中挂着“裕国便民”的匾额，下面是当铺的日常柜台，穿着补丁小褂或者干脆赤裸上身的贫民正搬着各种物什从当铺里面涌出。人流以当铺的中轴为中心呈三角形辐射状，人群里面有赤贫的流民，有戴着白色头巾的青壮年，有戴白色帽子的车夫，有皂衣须发尚黑的中年男性，鹤发垂垂衣不蔽体的老者，有身着旗装梳着“大拉翅”旗头的女性，甚至在一片混乱当中，有一孩童在捡拾地上大人们散落的铜钱，在人群中还能看到身着百衲袈裟的和尚以及身披鹤氅的道士，更有甚者连两位手持刺刀的外国军官也参与其中，抑或是观察着眼前这一幕。

“抢当铺”事件在表面上展现了社会秩序的破裂和暴力行为，但它在更深层次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庚子年京津一带的抢当铺事件屡有发生，南开大学艺术系教授王先明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庚难之后：天津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的文章，其中就有“然1900年的‘庚子之变’于津城创巨痛深，于民教纠葛中迭加官民矛盾，由拳教冲突衍化为中外战争，致使兵祸相接、燹火蜂起，卒至城垣惨遭焚毁，‘故成此地球古今罕见之奇局’…… 银行及钱庄被洗劫一空……哪怕只有一点价值的东西，远征军也准备运走。负责征收盐税的盐道金库被日本人没收了。满载着抢来的毛皮、丝绸、瓷器等物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随处可见。”[3]

乱世、乱局、乱象一如画面带着我们的混乱、紧张的感觉，“抢当铺”事件还反映出了民众觉醒的过程。在这一事件中，贫民不再被动地接受剥削和压迫，而是以集体的行动，表达了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社会改革的渴望。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民众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去。在京津贫民第一次抢当铺的风波之后，人们从之前的无政府状态回过神来，也在积极进行“自救”，天津地方的绅商或绅董作为社会构成要素或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性力量，在努力地维系着地区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津西毖记》所记载天津杨柳青的状况中有：“绅董见拳民日炽，若火燎原，急为保护乡里之计。十八日立保甲局，添雇练勇共三百名，每名每夜一百六十文，特邀武孝廉靳君召棠带焉。约水局十六处，每局二十人值夜，每名每夜一百文。又有分局十数处，大概章程与水局等。绅董旧有八人，复邀数十人帮同办理，早晚饭共二十余座，计一切经费，每日约需二百串，统由合村凑捐。”[4] 所以，我们看到的年画中关于制作初版的时间为庚寅年（1902年）就不足为奇，彼时的天津杨柳青在津城的绅董、普通民众在“华洋共治”的体制下，完成了基本的自救，暂时性地维持了社会秩序。但“庚子之难”对于民众的心理影响太过强烈，故而，此类反映现实事件题材的年画应运而生。在年画中保存着最鲜活的图像史料，通过描绘贫民抢夺当铺的场景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觉醒，不仅展示了他们为了生存和尊严而采取行动的决心和勇气，而且这种抗议信息通过年画的视觉语言传达给观者，引起了社会的共鸣也激发了关注和思考。

其他抢当铺相关图像

左：1911年出版的《星期小说》中所载《抢当铺》版画插图（图2）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右：插图《抢当铺》 刘孟扬著《天津拳匪变乱纪事》线装插图本（图3）

在1911年出版的《星期小说》中所载《抢当铺》版画插图（图2），以及晚清刘孟扬绘著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的插图（图3），我们也可以看到与《抢当铺》年画相类似的图像。与年画《抢当铺》不同的是，插图中的刻绘增加了外国军人持枪击杀民众的场景。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下有：“七月初间，洋人就督署内设立衙署，办理地方事务，其官由英、德、美、日、法、俄六国各派一人，名为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发出安民告示数张。凡一切抢劫犯法之事，一经告发，拿获该犯，立用洋枪击死，并谕令逃走人民，仍回本籍，照常安处。”[5] 在《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也有：“北京既破，由八国分段管理”。德军以其使臣之死，恣为报复，杀掠最惨，余亦纪律不严，惟日本极力示好......巨室多半倾家，部院大臣每被驱役，殴辱妇女，死者甚众。”[6] 通过以上种种文献可知，现实中的场景实则更为惨烈，无论是年画还是版画都是将1900年到1911之间国家的内外忧患、侵略的暴行、民生的凋敝等做了适度的“美化”，同时也保留了事件原本的真实和“味道”。

图4：英国《图片报》“抢夺战利品的清朝人”

1900年

1900年庚子之变对于中国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年画及插图版画中，还有一些保留在根据八国联军军官或战地照片绘制的版画或素描（图4），也在试图通过不同的视角讲述这场动荡了整个中国的变故。有反映庚子年之前清廷政府孱弱治理及鸦片横行之下的民生凋敝，有体现义和团拳民们聚集及暴乱的场景（图5），有直接绘制慈禧太后出逃事件的，有将八国联军战况（捷报）刻绘庆祝胜利的......这些西洋老版画作为珍贵的史料，与我们的年画《抢当铺》的历史作用等同，旨在留住庚子年这个具有世界性事件中的一些历史瞬间。这些对于构建起中国近代史乃至19世纪的世界史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东方人的视角还是西方人的表达，都试图通过图像去还原真相，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史的王朝风雨飘摇，被西方列强攻陷、瓜分和殖民，加之义和团变乱的内患等，1900年的庚子遭遇了“千古奇祸”（图6）。清末进士郭则沄的《庚子诗鉴》中描述这一历史转折：“天之构此奇劫展转推衍而不已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前而观之，浑然一守旧之世也。观夫其后，则纲纪堕，风气漓，言构和者败，而言平等者方且侧煽而潜滋。故吾谓义和拳者革新之母也，亦即崩析之所由胎也，治乱消长之机，祸福倚伏之数，岂当日所及料哉！”[7] 经此一役，国人觉醒的局面逐渐打开，国民开启了于灾难之中抗争的新篇章。

图5：《小巴黎人报》“杀死洋鬼子”

1900年7月15日

图6：《法国电讯报》“清朝问题”

1900年7月8日

[1] 道光四年（1824年）清人崔旭在其所做《津门百咏》中有过对杨柳青年画的描述：“画片如云雕板成，红黄图抹不知名。亦同射利时文稿，粗其形骸便印行。”

[2] 冯剑，《近代天津典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页。

[3] “‘津埠本通商口岸，垂四十年，习于洋情，商贾工作强半资商埠。’天津乃漕运之总汇、国防之要塞、京师之屏藩，实居形胜势要之区位，其财富积聚固然令人称道：‘天津为北洋最繁富之区，初有小扬州之名，近则曰小上海矣。’而其风气也颇开通：‘大宪临莅，洋官亦多，民教杂居，从无争持凌辱，激不能平之事。’整体而言，民众 ‘与洋人心见相安，彼此无忤’。然1900年的‘庚子之变’于津城创巨痛深，于民教纠葛中迭加官民矛盾，由拳教冲突衍化为中外战争，致使兵祸相接、燹火蜂起，卒至城垣惨遭焚毁，‘故成此地球古今罕见之奇局’…… 银行及钱庄被洗劫一空……那怕只有一点价值的东西，远征军也准备运走。负责征收盐税的盐道金库被日本人没收了。满载着抢来的毛皮、丝绸、瓷器等物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随处可见。”王先明，《 庚难之后：天津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4] 王先明，《 庚难之后：天津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5] （清）刘孟扬著，《天津拳匪变乱纪事》线装插图本一套两册全 是书作者《大公报》笔政刘孟扬，记述从义和团入津至天津城被八国联军占领这一期间的史实。卷首刊有本人、九仙姑、黄莲圣母之珂罗版头像，并《义和拳》《红灯照》《国耻心》《缠足妇女惨死状》《天津南城之战图》《乱民抢库银之图》《洋兵运库银之图》《洋兵奸淫妇女》《义和拳劫难民》《抢当铺》《埋死人》等12幅。

[6] 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82页。

[7] 郭则沄、龙头山人著，《庚子诗鉴》（一函4册），中国书店，2008.1。